为对何新这一位传奇的学者表达敬意，特此转载他的文章。
如果居家生活(N1024.NET)无意侵害了您的权利，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内删除文章。

何 新 简 介
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争议及传奇性的人物非何新
莫属。多年来，他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
一次是1990 年12 月11 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长文《世界经济形
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他的许多文论曾送到最高领导层，受到广泛
注意。
何新没有读完大学，但他曾被中国国家权威机构——中国社会
科学院聘为研究员。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在理论方法上却信仰马克
思主义。
何新1949 年12 月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5 岁随父亲定居北京。他在北大荒生活过9 年。在
这9 年中，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农民，铸造工人，由于写信反对文革运动而成为反革命，挨
过斗、坐过牢。这个时期最戏剧化的一段经历是1970 年，他在北京流浪了一年。流浪的目的，是
为了能够在当时重新开放的北京图书馆里阅读书籍。在这流浪的一年中，他经常每天只能吃两个
烧饼一碗豆腐汤，栖息于地下防空洞。但在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他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
著作，黑格尔的著作，以及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美学著作和南斯拉夫政治家德热拉斯的著作。
1975 年以后，他成为黑龙江省一个小县城友谊县的教师。1977 年恢复高考，他被录取到黑龙
江一所大学，但不到一年，便自动退学，回到北京。他认为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学里耗费4 年时光，
谋取一个文凭。命运证明他的自信是对的。1979 年他应聘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代课老师，教授
古代汉语及古代财经文选。一年以后到中国社科院。先在科研局作秘书，由于陆续发表了一些有
影响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1981 年他受聘担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1982 年以后开始独
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被聘为助理研究员（1985），副研
究员（1987），研究员（1990）。这些职称，每一次都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表现而被中国社
科院学术委员会破格特别批准的。
1991 年何新进入全国政协，被特殊安排为专职委员。他除了以大量精力从事历史、考古、语
言、神话方面的研究外，同时也密切关注着对于我国国家发展、民族生存最紧迫的现实经济、政
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并随时将其研究成果和建议，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提出报告。
1990 年秋，他应日本著名人士德间康快之邀访问日本，会见了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参议员宫
泽喜一。归国后就日本对华政策动向向国家最高领导作了汇报。在归国后写的研究报告中，他在
国内最早地揭示了世界上三大货币经济集团（美元、马克、日元圈）的分化和崛起。
1992 年3 月他应古巴亚太研究中心和驻华大使格拉先生之邀访问古巴，卡斯特罗专门安排会
见他，与他共进晚餐并在我国驻古大使的陪同下，极其破例地与他进行了9 小时的长谈。归国后
他将古巴经济、政治社会情况向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提出了援助和贸易的建议。卡斯特
罗曾希望他到古巴担任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1993 年在日本富士电视台专程安排下，在北京对他和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联席进行了特邀采
访，在与托夫勒的对话中，何新展示了他对21 世纪人类前景和面临问题的预测和展望。 何新
以自已卓越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特殊地位。他在1987 年预言苏联改革必
会失败以及国家将解体，在1990 年与日本教授的谈话中指出中国面临的经济主要问题并不是“需
求大于供给”而是生产过剩，他在1993 年向邓小平及中央上书指出当时过热的房地产业可能成为
“泡沫经济”；他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首先是温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观点被广泛采
纳，成为中国回击美国人权攻势的武器；他的许多经济学观点由于密切联系现实和具有务实的可
操作性，而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决策。

何新座右铭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苏轼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
乎？——论语
社会科学是一个异说纷呈的领域，学者竞争的领域。但也是一个有是非的领
域，求真理的领域。唯利于天下者，则虽反潮流，逆多数，我必坚执之。唯利于天
下者，则执我今日之是而攻我昔日之非。

叛逆与思考（本书序）
本书原名“叛逆与思考”。所谓叛逆，是指我个人政治和文化思想发展的两个阶
段。
在第一阶段，由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叛离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文
革政治思潮。在第二阶段，由80年代中期到当前，我又叛离了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以及泛西化。反传统、激进主义的改革思潮。
我曾经尝试将我所经历过的事件写成自传。
但《孤独与挑战》第一卷出版后，我对之很不满意。所以我推迟了出版后续几卷的
计划（此书我准备重写）。
近几年中，我接受了孙伟化等朋友的采访。他们对我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进程感
兴趣，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我感谢这些朋友的采访所给予我的刺激，引发我对自
身经历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重新作一系列系统的反省。我也感谢立意编写本书的黎明
君，他将这些采访录音搞成了文字，编纂连贯起来，提供给我。使我能对这一系列采
访记录作全面慎重的重新思索和修改。
本书并不是一次连续采访的记录。而是多次、多篇、多人访谈的汇纂和改编。因此
书中作为对谈人的“记者”（已录者），只是一个综合的虚拟人格。
谈话录是一种方便的形式。通过与采访者的对谈，可以直接把我对一些重大问题的
看法，简略明快地陈述出来。我大跨度地陈述这些观点，目的并不是建构一种体系；
而是向读者提示一系列思路。这一思路中记录了我个人的思考历程，但它们并非终
点。其中也包涵着某些方法。黑格尔说过，在哲学中方法是比观点更重要的东西。
但是，这种陈述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专著，它省略了对许多复杂问题的逻辑论
证。
这种叙述形式很难避免康德所谓“独断论”。我只是在作主观的自我陈述。我难以
证明我的论点必定对，因此也不介意反对的人们会说它错。
我把此书托付于历史。托付给那些愿意读它的朋友们。
让人们去批评它吧！让历史来批判它吧。我讲的是真话。这些话，我已经反复思考
了许多年。
何新
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
新世纪第一春记于沪上竹园守愚庐

一、影响重大而最具争议的学者
记者：您好。您是著名人物。但近几年很少在媒体上看到关于您的消息。
何新：有一些年我曾经是西方媒体的追逐对象。(微笑)但近几年来我有意回避媒体。
与媒体周旋太累了。
记者：我们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何新：谢谢！
1、家庭与家世
记者：首先，可以先探问一下您的家庭情况吗?
何新：可以。
记者：您父亲是高干吗?
何新：不是。我父亲1995年已故世。他生前是一位中级知识分子干部，文革前级别是
行政14级，不算高干。
记者：您是北京人吗?
何新：不，我出生在浙江温州苍南的一个小镇(钱库)。五岁才被大人接到北京。
记者：您父母那时在北京？
何新：是的，我父亲当时是光明日报记者。
记者：您祖上是务农的?
何新：不是。我祖上薄有田产，是当地的士绅(地主)。我的祖父是国民党部队的军
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但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乡，因此他没有参加第三
次国内战争。
记者：您的父亲何时参加革命?
何新：他在大学(前中央大学)中参加了左翼学生运动，1948年在华北加入共产党组织
的新闻训练班，负责人是胡乔木。
2、专职全国政协委员
记者：您现在的职务是什么?
何新：我的职务是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到本届已连任第三届了(第7、第8、第9
届)。除政协委员之外，我没有其他公务。所以我不是公务员。
记者：您的工资是政协发吗?
何新：是的。
记者：那么您是什么级别呢?对不起，如果可以问的话。
何新：我的工资及供给关系都在全国政协，级别相当于正研究员或者正教授。此外，
国家给予专职的政协委员一些特殊照顾。
记者：是体现在工资上吗？
何新：例如用车、医疗、住房、休养等等。
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很感动。1992年我患脑病，当时主持政协工作的王任重副主席知道
后，指示政协向卫生部联系为我办理高干看病使用的"蓝卡"。卫生部回复不行。因为
根据有关文件，对享受这种蓝卡的干部在年龄和资历上有限制，我不够条件。王任重
先生当时已患大面积心肌梗塞而住进北京医院。他在病榻上口授一信签发给当时主管
中央办公厅的杨德中同志。（1992年3月17日《人民日报》新华社稿"最后的时刻"一
文曾报道此事：在王任重同志病重的最后几天，他仍关注"有位政协委员在医疗上遇
到困难，他一再叮嘱：这个委员是个人才，在医疗上要给予照顾。"王任重的原信全
文如下：
"杨德中同志：何新同志是全国政协委员，是有才干的人，因身体不好，请给保健局
说一下，给予特殊照顾。王任重（1992，3，10）"此信收录于《何新批判》，四川人
民出版社，1999版第424页。）
几天后，他就去世了。后来经杨德中同志特批，卫生部保健局给我办理了这张蓝卡。
医疗蓝卡是一种特权。这些年里我虽然享有，但几乎没有使用过。但是此事仍然令我
深受感动。
3、我追求精神的自由
记者：您这种地位在知识分子中似乎是很特殊的。这是一种特殊安排吗？
何新：这应该算是一种特殊安排。国家还为专职的政协委员提供了一些生活待遇和照
顾，但近年来我基本上都主动放弃了。
例如，国家为专职委员每年提供一个月的公费避暑休养（可以选择北戴河或其他风景
名胜地），我自1996年后，没有去过。国家为我提供公务用车。但我开的是自己的
车，汽油费也是自己出。我每年有公费视察的机会，可以申请公费出差、开会、调
研，所有这些待遇，都是有正式文件的。但所有的这些，我都放弃。
记者：您为什么要放弃呢？
何新：我这个人不仅追求精神的自由，而且也追求物质的自由。古代有一种游士寄人
篱下，为"出无车食无鱼"而弹铗悲歌，作摇尾乞怜状。我认为这是士之奇耻。我欣赏
历史上那些功业成就即远离权力中心，弃富贵如敝屣而浪迹江湖的隐者。这是真正洞
彻达观的大智。
得志则行其道而兼济天下，不得志则志于学而独善其身，这就是我的抱负和理想。
既然已经是市场经济的时代，既然这个时代存在很多机会，那么我还是宁愿自食其
力，依靠自身的智能和才艺去养活自己。
记者：您写了那么多书。您令人不可思议。请问全国政协有多少专职的委员?
何新：在两千多位全国委员中，好像只有二、三十人是专职的。其中主要是离退休老
人，像李雪峰、王光美。还有一些较特殊的知名社会人士，如过去的溥仪、梁漱溟。
十年前我担任专职委员时，才40出头，是当时唯一比较年轻的专职委员。
记者：政协为什么对您作这样一种特殊安排呢?
何新：这是中央领导根据我个人的某些特殊情况，而作出的一种工作安排。
记者：冒昧问一句，港台一些报刊上有文章说您是***、李鹏的顾问。您的工作是
否他们安排的?
何新：1990年我准备离开中国社科院时，关于我的工作当时曾受到国家最高领导层的
关心。当时小平、陈云、先念、江总书记、李鹏总理、丁关根同志都以不同的方式对
我表示过关心。对此，我是很感念的。
确切说，我后来在政协的工作是1990年经国家副主席王震提议，由全国政协李先念主
席和王任重副主席斟酌我的特殊情况而特殊作出安排的。后来第8届、第9届全国政协
领导虽然换届，但对这种安排并没有作改变。
记者：您所说的关于您的特殊情况是什么?
何新：(笑)那就是我比较自由放任的性格与作风。我是一个狂狷之士。由于我过去写
过很多政论性的文字和政策建议，有人认为我会以此作为仕进之阶。
应该说，确实有过这样的机会，而且不止一、二次。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我都避开
了。我了解自己的天性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
4、狷者有所不为
记者：这的确有些矛盾。你写了那么多有关政治经济的论文和政策建议，但你又说你
无意于政治……
何新：我关心政治。政治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认为政治是一个男子汉值得
从事的伟大使命和事业。但是，这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适于从事，我这个人就很不适
合。
但是，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被文革抛入政治激流的。当时人人都不得不关心政治。在文
革时代我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方向。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号召青年人去承担一
种对国家、对民族前途命运负责任的使命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因此，每当国家面临大的政治方向性选择的时候，就想站出来讲话。不是为了个人仕
途的求进，不是为了谋取什么一官半职，而是作为一个"匹夫"的这种"天下"感、责任
感和使命感使然。
记者：您说您有过从仕的机会，请谈谈是什么样的机会？
何新：我讲其中两次给你听。1989年初，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受上面委
托，找我长谈一下午。那次交谈的范围很广，从历史文化到当前政治。
在此之前，我有一个好朋友，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的副秘书长，他曾向我打过招呼。
这位朋友告诉我，他曾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会上听到一些领导谈论我。
他还关照我，近日可能有院领导受上面委托找我谈话，实际是对我作考察。他建议我
出言谨慎，只要谨慎就可能得到重用。但我告诉他，我这个人在重大问题上不善于掩
饰自己的观点。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我的个性不适合于从政。
当李慎之与我谈话时，他果然试探性地谈到一种假设：如果邀请你参与某种与政治有
关的工作，你怎样考虑？我明确地对李说，我不适于从事政治性的工作。我难以接受
一些政治纪律的约束。因此，我宁愿作一个自由思考的学者，以学术来为国家服务。
1991年春，国务委员马洪同志受李鹏总理委托，找我谈话，准备安排我调入国务院经
济发展中心。我说，我不愿坐班（每天上班），不能开会，等等。他说这不行。我说
那么最好还是不去。此前此后还有一些别的重大的机会，我也都一一放弃了。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以不同身份出过多次国，遨游走访过不少国家，包括日本、美
国和欧洲。我也遇到过一些可以留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机会。但是，我都拒绝了。
孔夫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梁漱溟
说："狂者，志气宏大。狷者、狷介。"（《梁漱溟问答录》第46页。）狷介即耿介，
即刚劲，即强健。君子志气宏大，劲节刚健。我这个人有很狂的一面，但也有有所不
为的一面。
5、为国家的长治久安
记者：那么，政协对您作出目前这样一种安排，您认为对您合适吗？
何新：非常合适。我不需要上班。不需要开会。
我能够集中精力做政治经济文化及国际问题的思考和调研。并且有一种比较通畅的渠
道把我认为最重要的研究结果直接上报到最高层。

记者：您准备干一辈子吗?
何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目前我已经连任了三届。我现在的工作是中央安排的。我
以后也会听从中央的决定。
如果下一届我退休，我会很愉快地缩进我的书斋，但是继续会作我有兴趣从事的研
究。
记者：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代中，您认为是否胜任了你自己的职责呢?
何新：自从1990年以来，我每年至少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呈2-3篇有关国内外形势及问
题的研究报告，提出我个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
回顾起来，这些年来，我为国家致力的工作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为对抗来自西方的颠覆性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积极
的意识形态支持。例如，面对西方的人权攻势，我在1991年提出人权内容不仅仅是个
人政治权利，还有社会成员整体的生存权、温饱权。
第二、在近年复杂背景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将我所看到的危险倾向和失误，及时
提出警报，为国家献计献策，提示某些具体且可操作的对策与建议。
第三、面对近年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动摇，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寻求支持国家大
局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的建设性的理论基础。
并没有人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我是自觉地、也是自主地做这一切的。
记者：您工作忙吗?
何新：忙，也不忙。我不用上班。对我的工作没有硬性的规定、约束或工作要求。我
的工作方式是相当自由和自主的。我日常活动主要是在家读书看材料，有时到外面走
走。
但是，"书有不可胜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想读的书，想读取的信息太多，每天还
是觉得时日匆匆。
记者：您研究问题的范围是什么呢?有硬任务吗?
何新：我的时间安排很自由，非常自由。我的研究面很宽，从古代文化到当代经济、
政治。没有人给我限定任何硬课题或任务。
据说这也是一位老同志的提议。他认为，对我这种人，"不要约束，不要管他。让他
自由思考。"
记者：但您对自己是否有自律、自我约束呢？
何新：当然。我的自律原则就是国家利益。
6、坚守一种价值
记者：海外一些报刊及媒体认为你是"御用学者"。
何新：(笑)御用，对。因为我领的是国家的俸禄嘛。受国之托，则勤国之事。应该
说，能为国家服务效力是我个人的无尚荣幸。
这里涉及到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的责任的理解。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似乎首先是某种抽象道义的责任，似乎只应该为某种抽象
的价值（如"民主、自由"）而工作，而奋斗。似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这是一种假清
高。
问题在于，在现实中，一切道义和价值并非纯粹抽象的，而总是具体的。我认为国家
利益，社会公众（最大多数的民众）的利益，才是最重大的利益、最重大的价值。
忠实于这种利益，这种价值--这就是忠诚，对国家的忠诚。这意味着自觉地、自为地
承担一种道义的责任。这种承担、这种承诺并不一定是总有回报的。得到回报是幸运
的。得不到回报也无足抱怨。关于这一点，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已经为我们作出榜
样。试问屈原要什么回报？文天祥要什么回报？岳飞要什么回报？司马迁要什么回
报？闻一多要什么回报？有人说这是愚忠。忠就是要愚，忠就是誓守一种价值。不仅
是衣带渐宽终不悔，而且必要时甚至要求个人甘愿为之付出一切以至生命。
回顾我的过去，我认为我是极其幸运的。在我的智慧和学识最成熟的时期，在80年代
末、90年代初那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有幸际遇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一代
杰出的政治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竭忠进言而竟不被见弃，从而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为国家、民族效力。
我目睹国家大局如何摆脱了一个至为艰难危险的时期，有幸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
并曾在一定的意义和范围内参与了这一段历史。
这种历史契机，在人的一生中只要遭遇一次就是莫大的幸运。
在那些对我的指责中隐涵着一种贬责，似乎认为我是一个逢迎当局的谄媚者。在这十
几年中，我曾经反复自省，也曾经回头重读我自1988年以来所写过的那些政论、政疏
（所谓"密折"）和政策建议。我的结论是问心无愧。无愧于这个国家，无愧于生我育
我的这个民族，也无愧于我自身的良知和良心。
事实上，我常常是反潮流，反主流的。一直以来，我对一些现实问题和政策尖锐的剖
析和坦率的批评使很多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都会感到震惊甚或害怕。
王安石讲过"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畏，祖宗成法不足畏"（大意）。我也
有三不畏：学术上的权威不畏。政治上的威权不畏。社会上的人言汹汹不畏。惟真理
是从，惟国家与民族之最高利益是从。
好在我的这些东西大部分已结集出版，已经存留在历史中了。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参看《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
（上、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为中国声辩》，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
《致中南海密札》，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新战略论》（政治/经济/国际战
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7、忧患意识
记者：您说您常反潮流，您可以举几个事例吗?
何新：1988年赵紫阳主政准备"闯关"提出"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时，我曾上书中
央批评他倡导的经济政治方案可能将国家引向混乱以至动乱。
1990年当政府工作报告中认为国内经济主要问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我向李鹏
总理进言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原因是由于"生产过剩"，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为此
我曾被李鹏总理约见而面陈我的观点）。
当主流观点认为冷战后世界已进入"多极化"以及"和平与发展"局面时，我向中央进言
认为真实的国际政治图象现实是美国正在谋求一极化的超强霸主地位，试图以美国一
极主宰世界，因此未来的世界局面不会很太平，等等。
我的许多不同意见是直接陈报到最高当局，包括邓小平、陈云、王震、赵紫阳那里，
也包括第三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那里。多年以来，我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充满忧
患意识。我绝不是那种歌功颂德的人。
我现在所持的许多观点，我下面将向你们表述的许多观点，仍然是非主流而且违背多
数的。但是我不会轻易放弃，除非未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我确实错了。如果是那样，那
我情愿"披发入山、埋琴焚书、永不复言"。（笑）
8、关于"保守"
记者：知识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你的观点是保守的。认为你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评论）（美国《基
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史艳华（Ann Scott Tyson）对何新的采访，收入《东方的复
兴》。）安排你的几位老一代领导人，通常也被认为是保守派。你是否知道这些说
法？
何新：我知道。当今存在两种力量，两种舆论，两股趋势。一种是力促天下乱，这股
力量来头不小。外部有国际根源，内部则利用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困难、问
题，以及部分民众的不满情绪。在这些问题中，包括国家政策的某些重大失误。
当前社会最尖锐的是四个问题：一是大批国有企业破产及数千万人的下岗。二是政治
腐败。三是农村中存在大量的无业、无机会的人口。四是尖锐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
当今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社会矛盾的根源，无非是由于这四大问题。不错，若这四大
病症一齐发作，是足以导致社会动乱的。
我个人对此常常深感痛苦。为什么呢？十几年来，在我写给高层的信中，在我的书
中，曾不断地大声疾呼，呼吁人们警惕。我曾不断呼吁和告诫。我希望在中国的改革
进程中避免这四大问题的发生，至少不会如此严重地发生。但是，回天无力。这些情
况还是发生了。它们是否不可避免的？当然不是。政策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不可选
择，就不会有美政之誉和失政之讥了。
今天面对这四大问题，还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变乱，就是一些内外势力所鼓吹和期
待的，以"加速改革"的名义而推翻这个制度，粉碎这个国家。所谓"经改"不成转
而"政改"。
但是如果"政改"不成而失败呢？一些人鼓吹模仿美式"民主"以改造中国。
但如果竟是画虎不成反成犬，没有改成美国的模样，倒改成菲律宾、印尼、南美那些
国家的"民主"模样呢？
在外夷的扶持下产生新的儿皇帝（"总统"？），在乱中会有人得利。也会有人向火中
取栗。那些今日流窜于外的"民运"、"法轮同修"即可以趁乱夺取政治经济资源，成为
统治者。但是老百姓会如何，国家会如何？难道不是四分五裂、如水益深、如火益
热？！
霍布斯说，在一切政体中，最坏的政体并不是专制而是无政府状态。（《利维坦》）
今日一些人鼓吹的所谓"民主自由"，实质就是无政府状态。其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9、"民主"的真谛何在？
记者：霍布斯是什么人？
何新：此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太重要了。他是现代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理论奠基
人。今日士人喜侈谈民主，心目中所谓民主，无非是美国总统选举"一人一票"的伪形
式民主。还有的人所主张的民主，实际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之乱局，有利于小盗窃
利，大盗窃国也。
民主的真正妙谛，绝非某些人所幻想的那种"无限自由"。卢梭说："究竟是什么不可
思议的艺术，使人类找到一种法，通过强迫人们服从，从而使他们获得自由？"--这
是民主。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构建之前，有霍布斯、洛克、哈利法克斯、休谟、卢梭、孟
德斯鸠等大师，以自然法、社会契约、国家主权、公民责任、三权分立等为论题，做
过百年以上的政治哲学的理论探讨，又在社会改革中对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反复修正和
调整，直到19-20世纪，才形成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而中国那些所谓"民主派"和"新自由主义"，除了西方理论的皮相学舌，有谁对民主问
题真正作过研究和深思？西方势力利用中国士人的这种无知，极力鼓动无政府状态，
目的是欲削弱中国的力量，达到分化治之从而遏制中华的战略目标。像英国这样的女
皇国家也有资格向中国人灌输民主政体。他们向中国人灌输伪自由主义、伪民主主
义，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中国乱，要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要中国土崩瓦
解。

二、论国家与权威

何新：在中国古代的君主政体下，同样有政治清明、官员廉洁的时代。
但是，民主政治体制下同样可能发生极其严重的政治腐败。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后期、
罗马贵族民主制度时期、英国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美国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时代，虽然也是所谓"民主"或"法治"的体制，但均是著名的政治严重腐败
的时代。只要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史》以及狄更斯、德莱赛等人的名
著，就会知道这一点。
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南斯拉夫和东欧，其体制转型后的政治腐
败远比改革前严重得多。还有当代的印度、南美、菲律宾等所谓"不发达"的"民主"国
家，政治腐败也都极其严重。
历史似乎表明，威权体制与多元分权体制（所谓民主制），应当是前者更有威慑于抑
制腐败，特别是对于经济资源难以普遍共享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流行的所谓"只有
政治体制转轨（改革）才能根除腐败"之说，我认为是没有历史根据之论。
记者：那么以您的观点，搞政治改革首先需要奠定理论基础？
何新：当然。据我的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从16世纪马基雅弗利以来，至少形成了三
大流派。一派是法国卢梭、狄德罗等启蒙学者所代表的浪漫（理想）民主主义，一派
是英国霍布斯、洛克所代表的政治保守（现实）主义，还有一派是17世纪英国"掘地
派"，如温斯坦莱（G·Winstanley）所代表的平等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
思主义的发明）。
卢梭等启蒙哲学家的民主浪漫主义使得1789-1793年的法兰西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以至拿破仑在卢梭墓前曾感叹：卢梭一枝笔的力量超过我的大炮。
而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保守主义引导英国走向良性有序的政治改革。为英国争取
了百年安定，百年繁荣，直到上升成为"日不落帝国"。

我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当务之急首先不是盲目鼓吹政治改革，而是必须作深入的
理论研讨。不仅要研究卢梭式的民主浪漫主义，也要研究霍布斯、洛克的现实主义、
保守主义，他们的主权论、民法论、自然法论。

何新：霍布斯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代表作是"利维坦"（LEVIATHAN）。
记者：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
何新：所谓"利维坦"，是《圣经》中的一种力大无穷的巨兽名字的音译。霍布斯借用
以命名本书，意在呼唤一个强大的国家。《利维坦》主要是霍布斯的一本关于国家主
义的专著。
霍布斯说：
"人的自然本性是自私自利、恐惧、贪婪、残暴无情，人对人互相防范、敌对、争战
不已，像狼和狼一样处于可怕的自然状态中。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
立契约（信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
体（如议会），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
一个人格；大家都服从他的意志，服从他的判断。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就是主权者，而
像这样通过社会契约而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组成了国家。
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第
17章《国家的产生》）
他认为：
"主权者的权力--至高无上，国家制度的最佳形式--君主制；人民的义务--绝对服
从。主权者或国家的职责有三：一是对外抵御敌人侵略，保障国家安全；二是对内维
护社会的和平与安宁；三是保障人民通过合法的劳动生产致富。"
霍布斯说，无论国家和教会，其权力都不是来源于上帝，宗教决没有理由掌握独立于
国家之外，甚至凌架于国家之上的权力。反之，宗教只能依附于国家，它同道德一
样，只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只有国家容许和赞同的信仰才能成为宗教。他
认为，宗教是为了国家统治的利益，为向人们灌输对权力的畏惧和服从才有存在的价
值。
霍布斯对社会契约论的回答是：
"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它毫无力量去保障一个人的安全。"（利维坦，第19
章）这就是说，没有权威的社会契约并不是导致民主，而是导致无政府状态。
在有些人眼中，英国是资本主义法治民主的老牌典范国家。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种君
主立宪制的法治民主的理论基石是奠定于霍布斯、洛克的国家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理
论之上的。
近年在中国流行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潮，实际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西方格外关心中国
的"政治改革"，其真意是欲利用这一种思潮贯彻其拆解中国国家制度的战略目标。这
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流行是有根源的，根源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发
动群众起来摧毁了国家机器，也摧毁了公众对于国家权威的崇拜。这种现象，在其他
国家就很难存在。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西方民主国家。人们不一定崇拜总
统，但是崇拜国家，敬畏国家机器、尊重法律制度的有效权威。这种对于国家权威的
蔑视，可以认为正是一种文革的后遗症。包括轻言"政治改革"，实际往往是颠覆现存
体制和制度的同义语。
我们不必去讨论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究竟好不好。但是我们有必要指出，对这种民主
制度，包括其理论基础，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而且存在严重的误解。那么回顾一下
英国保守主义者霍布斯的这些思想，对于当前的中国，我个人认为自然具有现实意
义。事实上，法制主义是一种保守而不是一种革命主义。
至于卢梭，也不应当只注重他的浪漫主义，他也同样有保守主义、法治主义和爱国主
义的一面。卢梭说过：
"道德中最伟大的奇迹从来是由爱国主义造就的。这一美好而强烈的感情赋予自尊的
力量以一切德行的美，它在所有的激情之中最富于英雄气概。"

卢梭也认为社会秩序高于一切，他所理解的民主原则是："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
人权提供基础的神圣权利。…… （民主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以自身以及自己的全部
力量共同置于公共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我们以统一共同体的资格接受每个成员作为
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认为国家主权的目标高于全球化："我们只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成其为人。我
们对那些冒充是世界主义的人--他们认为热爱人类高于热爱自己国家--应当这样看，
他们所谓热爱全世界的空话只不过是为了窃取自己的特权。"

何新：那是一次非常正式的会见。1990年秋的一天，中国社科院办公厅通知我，国家
副主席王震约我谈话。当时王老正在301医院患病住院，院办公厅派车把我送到王老
在医院中的住所。
当我走进屋，王老正坐在轮椅上等我。见到我来，他想撑身站起来，我非常感动，忙
过去搀扶他。他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
这句话当时几乎令我落泪。李白曾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见韩荆州。"当时我
的处境，由于我在1989年事件前后反对所谓"民运"的立场和观点，对我个人可以说正
是被内外熬煎，水深火热（可参看我在北大的演讲）。（收入《为中国声辩》，山东
友谊出版社，1998。《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第466页，四川人民出版
社，1997。）
王震讲的这一句话，令我内心积郁的所有的压抑与愤懑涣然冰释。
记者：早就听说王震这位老人很识才，对知识分子不错，有礼贤下士的古贤风范。
何新：我这个人自然谈不上"贤"，应当说老人是折节下士。当时我的身份还只是中国
社科院的一名副研究员。
实际上，对这位老人，我是心仪已久。青年时代我在东北工作过的友谊农场，那是王
震1954年亲手开拓建立的东北戌边的第一座样板农场。当我在那里的时候，就从当地
的老转业士兵中听到过关于这位将军的许多传奇性的故事。
在那些老兵眼中，王震不仅是一个专整坏干部的大清官，而且似乎是一个半神半人。
但是80年代在社科院从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口中，我又听到关于王震另一种说法，讲
他如何"左"，如何"保守"，如何"僵化"等等。但是，我读了他关于《河殇》的讲话
后，我却感到这位老人粗中有细，见微知著，懂得意识形态对于国家命运的影响。我
认为他非常懂政治，不像个武将，而是高明的政治家。
他第一次见我时问我是否是党员。我说不是。他说："好。你不要入党。"
1992年夏，他又让我去看望他。听我谈了对当时内外形势的一些看法后，他对我
说："写信，你给邓小平写信。"我说："我讲有用吗？"他说："你写。"

6、权威真空国必动乱
记者：这信您写了吗？

何新：就我来说，是直言而谏，并不考虑会不会被听取。所谓"姑妄言之"。
在老人家，则可能是"姑妄听之"，择善而从。有的可能采纳，有的则根本不采纳。
但是，如果你考虑到，我当时的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的全国政协委员、一介布衣，而邓
小平却从没有拒绝过我的进言--尽管我曾提呈过一些极其尖锐的不同意见。那么，你
会由此感受到这位老人具有一种知人善任而且虚怀纳谏的博大胸怀。
司马迁谈到他对孔夫子的情感时曾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身不能至，心向往
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使我对邓小平怀有同样的情感。
以我个人的切身感受，由衷而言，我认为在容纳不同意见上，邓小平的胸怀超过毛泽
东。要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正是由于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而被定为反动分
子（毛泽东甚至没有可能看到我的那些信件）。邓小平确实是一位不拘一格的伟大政
治家。

王老: 江 泽 民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很得人心。事物就是这样，哀兵必胜，多
难兴邦。主席在延安时，胡宗南来打我们，主席主张，先退三十里，就是退避三舍，
一舍几十里，直到三舍都退光了，才先礼后兵。中国人不称霸，深挖洞，广积粮。

何新：我不是那种事后诸葛亮，事情发生之后才说我早有预料。我常常把话说在前
面，而且写成文章，印成铅字，甚至发表出来，有案可查。而且多数情况下是人们不
相信。

(1637)

记者：比如说？

何新：请你查阅《自学》杂志1989年第5期何新的文章《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
（并见于《中国金报》1989年5月19日。），我预言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必将失
败，随之东欧集团将解体，苏联也将解体。还有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第11期何新
的文章《当代中国的社会危机与成因》，我在文中预言中国可能面临动乱，可能将会
发生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以及中国可能陷入分裂局面。这些话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在
我之前没有人讲过。

记者：我读过你的这几篇文章。但是，有没有新近的事例？

何新：1998年12月2日，我根据当时尚不明显的一些国际迹象（当时正是***主席
访问日本的前后），预感到日本已形成新的对华战略。写了一篇《警惕日本对华新战
略》的研究报告上报中央。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以及近两年来亚太形势的
演变，可以证明那个报告中对国际形势（我预言可能发生对华战争）的预想得到某种
证实。
2000年3月8日，《华声报》记者王涌在两会期间来采访我。我告诉他所谓"新经济"不
可信，美国及香港当时呈现的科技股热是一场金融虚火。我还讲，香港近年可能会发
生"第二次金融危机"。这个预言发表在4月16日出版的香港《广角镜》杂志上。
4月14日，华尔街道琼斯指数暴跌617点，创造该指数日跌幅的历史最高记录。纳斯达
克指数则在1周内连跌1000点，即跌去其高幅的1/3。其跌幅超过1987年10月美国股市
大崩盘的跌幅记录。
跌风随之传到香港。4、5月间香港恒指一度由18000点跌至14000点以下。虽然后来由
于红筹股和地产股的回升将指数拉回到15000点上下。但9月间，港股在对冲基金操纵
抛盘推动下，一周之内再次跌去300点。
过去两年被吹捧为"新经济"的科技股从此一蹶不振。被称为"小超人"的李泽楷和他
的"盈科动力"概念也已日薄西山。

5、山雨欲来风满楼

记者：您的意思是否是，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现在已到来了？

何新：我没有这样讲。但是，事情并没有完。我们当今肯定仍然是处在爆发新的国际
金融危机的前夜阶段。不仅是香港，而且是全球性的。你看一看，2000年以来，前几
年在中国被吹上天的美国三大股神：巴菲特、索罗斯、罗伯逊相继破产或陷入金融困
境。美国财爷格林斯潘先则惶惶不可终日，近期以来一直沉默寡语。这是为什么？
欧元生不逢时，两年来汇率一跌再跌。而国际油价则一浪高过一浪。这后面不是看不
见的手，而是存在着看得见的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频频迭发。1992年的英国金融危机，1995年的南美
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的欧元汇率危
机，以及近期的石油期货涨跌，危机一再频频发作，一浪催一浪。把这些现象综合在
一起观察，这后面究竟预示的是什么？我认为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索罗斯前几年曾写了一本书《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危机》。他有一个观点，认为全球资
本主义金融体系的总体性危机正在向世界日益走近。

记者：这样说，我也有点不信。

何新：那我们可以走着看。近年以来全球股市、汇市一直动荡不已，目前还是风方起
于青萍之未。我认为大的风暴在后面。当然，我这种观点一发表肯定又会被批判
（笑）。主流学派又会说我是"不懂"（笑）。
我是不懂呵，现在的很多经济现象我都看不懂。2000年3月我讲科技股是泡沫，那时
国内各种传媒多么严厉地批判了这种泡沫论呵。
3月底，纳斯达克的总裁跑到北京发狠说："新经济是不是泡沫，走着瞧吧！"（见当
时的《北京晚报》）但是，现在全世界都瞧见了，是个泡沫，而且是个大泡沫。只是
破得这么快，连我都想不到。
不过，在"新经济"的鼓吹者和主流学派看来，这些危机不是危机，只不过是"正常调
整"，形势大好。（笑）永远大好。好不好在人的心境嘛。感觉好，就是好。（笑）

记者：您的意思是，今后仍然可能发生全球性的金融风暴。

何新：是的。近年来股市汇市的激烈动荡表明全球金融体系暗伏着深刻的内在危机。
这场危机之所以尚未降临，是因为美国的银行体系尚未被股市、汇率的动荡袭倒。但
并不是没有预兆。格林斯潘不断调整利率，根本目的就是保护美国的银行体系。
近十年来，美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并非像一些美国崇拜者鼓吹的那样，是靠什
么"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而是：第一得益于美国市场对国际金融过剩资本的吸
纳。若没有这种巨额外来资本的支撑，就不会有高新科技及所谓"新经济"的崛起。第
二得益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国的廉价对美出口。第三得益于苏联东欧解体后美
国直接竞争对手（军事及经济）的消失。但是福兮祸之所伏。现在冲击美国市场的外
部金融力量愈来愈大，可能失去控制。
在香港，如果不是中资以及"长实"等华资集团不断干预市场，股市崩盘恐怕早就会出
现。
现在国际游资（过剩金融资本）像洪水一样冲击着全球金融体制脆弱的堤坝。1999年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灾难归因于亚洲国家金融体制的不良。
而现在问题也降到了欧美头上，他们却沉默着。我们往下看吧，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
年之内，我们肯定还会看到一系列连台好戏。

6、理性是进行预测的可靠工具

记者：让我们等待历史的发展吧。请问您对未来进行预测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某种神
秘的直觉吗？

何新：不，我运用的是理性主义的工具，就是黑格尔所谓"辩证逻辑"。我有时也有灵
机，就是对事件发展趋势和走向的直觉。
但我洞察未来主要是根据理性主义的方法，根据历史预察未来，从现象中寻绎对象演
化的内在必然逻辑。
记者：有这种逻辑吗？
何新：黑格尔的逻辑方法就是这种逻辑。我早年对这种逻辑曾作过极深入的思考和研
究。得益非浅！
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实，实践是动态的。实践不仅是过去的经验。
人类之所以是人类，就因为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其他动物也有感知，有感情，有知
觉，甚至也有技巧。但是除人类以外，没有任何动物具有系统化的理性能力。这种理
性能力虽然极为复杂，但说到底最根本的则是两点。一是对事物分类而形成概念。二
是发现因果关系，从而预知行为和过程的结果和未来。
记者：您的生平表明，您确实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我很想了解您的整体思想
发展历程，了解您对一些重大问题比较全面和真实的想法。
何新：全面？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我过去几十年的人生经历曲折而又复杂。我不仅是
一个问题人物，而且在现实中也确实是一个充满缺陷的人物。在所谓主流思潮的圣坛
上，我早已被打得粉碎。（笑）
所谓"传奇性"，可能是有一点，因为我确实经历过一些寻常所难以遭遇的奇特事件。
作为老朋友，这次对你，我准备多谈一点。谈，也是为了作一点澄清。
多年来，海外的一些报刊、出版物，刊登过很多关于我的传闻不实之词。例如香港有
个政治性的野鸡出版社（什么"前哨出版社"）出过一本书《中南海新智囊》，把我的
照片印在封面上。听说那本书还卖了不少。那本书也流入内地，有地下的盗版。那书
通篇都是胡说八道。他们一边骂我，一边拿我来骗读者的钱。

7、我年轻时放荡不羁

记者：是不是国内的那本《中国高层智囊》？